经历过14年抗战的人们，用青春与热血洗刷着“落后就要挨打”的屈辱，也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后来者投入到“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之中。在这部波澜壮阔的史诗中，国有企业不断书写以工业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的新篇章。

　　2025年第9期《国资报告》推出“图强80年”特别策划，小新为您分享综述《在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之际回顾中国国有企业以工业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历程》，带您重温抗战胜利80年来，国有企业在基建、军工、能源、工业制造等领域砥砺前行，以工业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的奋发历程。全文如下——

　　初秋的南京城，梧桐依然翠绿，一如80年前。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这一片青绿，勾起了鲐背老人赵建友那从未泛黄的抗战记忆。

　　赵建友是一名新四军老兵，也是中国电科14所的离休老干部。这个“中国雷达工业的摇篮”如今已成为中国国防科技的重要力量。以中国电科、航空工业集团、航天科工等军工央企为主力构筑的中国国防科技工业体系也受到全世界的密切关注。

　　如果80多年前的中国，拥有今天的工业与军事实力，那场发生在南京城里的人间惨剧，是否能够避免？赵建友的思绪飞向那段烽火连天的岁月。

　　随着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江苏南京、徐州等地相继失陷，赵建友的家乡苏北洪泽县在日军的铁蹄下惨遭蹂躏。1944年，年少的赵建友加入新四军第四师，被分配到“雪枫军政大学”织布厂做后勤工作，以战时经济支援前线抗战。

　　军事战争是经济战争的延续。“日本侵略的一个基本目的就是要阻挠中国的现代化和工业化。”历史学家汤因比指出。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在形式上完成全国统一，这让日本极度不安。日本随即祭出战争武器，意在阻挠中国发展壮大，并为公开掠夺中国资源创造有利条件。

　　随着战火蔓延，中国进入全面抗战阶段。同时，战争也重塑了中国的工业化版图。地域布局上，日本的侵略破坏了近代以来中国东部地区建立起的工业基础，但大西南、大西北的工业萌芽迅速壮大；主导力量上，国家资本在工业领域的扩张态势进一步强化，较为彻底地改变了战前由民间资本主导的工业化路径；产业结构上，战时工业呈现出重工业加速发展的特征，这对新中国的产业结构尤其是国有资本的布局结构产生了重大影响。

　　赵建友参军5年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历史掀开崭新一页，赵建友也踏上了全新的人生阶段。在总后武汉后勤学校3年学习毕业后，经过多个岗位历练，他被分配到中国电科14所。赵建友走进南京城的那天，阳光透过梧桐叶洒满大地。如满城翠绿的梧桐一般，在一个民族最耻辱的记忆之地，中国雷达工业开始奋力生长。

　　“不忘本来，才能珍惜现在、开辟未来。”赵建友一头扎进雷达技术研究事业。千千万万同赵建友一样，经历过14年抗战的人们，用青春与热血洗刷着“落后就要挨打”的屈辱，也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后来者投入到“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之中。在这部波澜壮阔的史诗中，国有企业不断书写以工业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的新篇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一次规模空前的全球性战争，参战各国对运输生命线的争夺空前激烈。

　　日本的运输生命线主要在海上。汤因比所著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全史》显示，1938—1939年，日本的海军实力仅次于英国和美国，商船实力仅次于英国。但由于英国需要在全球范围内与意大利、德国、日本三个国家多线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才正式宣战，因此当时的日本海军有足够力量保护其通往东亚、东南亚和西半球国家等主要供应来源的航线。这大大增加了中国抗战的难度。

　　中日之间在大陆上的生命线争夺，自全面抗战爆发伊始便趋于白热化。1937年8月，日军调集重兵封锁吴淞口，企图一举攻占上海，进而沿长江西上。淞沪会战一触即发。为挫败日寇计划，中国于会战前夕启动沉船塞江的行动，招商局慷慨应征。8月12日，“广利”等7艘海轮满载石块，抵达江阴鹅鼻嘴下端江面最窄处，前后错落抛锚，分两批自凿沉没。在招商局的带动下，共24艘船舶自沉江阴，打乱了日军从水路进攻南京的计划。此后，招商局又参与了江西马当、湖北宜昌等多个要塞沉船塞江的行动。作为被征船舶最多的航运企业，招商局先后自沉船舶24艘，约占其船舶总吨位的40%。这一壮举为中国军民及大量物资的后撤赢得了宝贵时间。

　　既要迟滞敌人，还要保障自己。长江大抢运的重任也落到招商局等航运企业的肩上。1938年春，武汉会战爆发在即。为保障聚集在武汉三镇的大量军政人员、难民和数十万吨物资安全撤出，招商局派出两艘总吨均为4300吨的江轮“江安”轮和“江顺”轮开辟汉宜线。上航线路顺利开辟后，招商局与其他航运企业一道，在日军战机的持续轰炸下，将货物和人口撤离至宜昌，其中包括大量宝贵的兵工器材、钢铁工业设备、纺织业机器设备等。

　　宜昌并不是终点。1938年10月，武汉失陷，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宜昌随即成为日军空袭的主要目标，逆流而上进入川江是唯一出路。川江航道狭窄、暗礁林立，自古被视为大型轮船航行禁区。招商局再次成为探路者，“江新”轮等六大江轮分段试航，历经大半年，闯过重重险滩，终于开通了到重庆的航线。在招商局的带领下，其他航运企业纷纷跟进。

　　随着沙市、宜昌相继失守，巴东以下划为战区。为了维持战时后方的有效运转，招商局在肩负抢运重任的同时，还加大了水陆空联运业务的力度。1940年，招商局与民生实业公司合办川湘水陆联运。仅1941年上半年，这条线吨。

　　在北方，随着日军的大规模“扫荡”和发动的经济封锁，陕甘宁边区等根据地的财政日趋紧张，来自山东的黄金成为我党实现自给自足的重要保障。山东抗日根据地领导人黎玉亲自负责运金到延安的重大任务。在他的统筹下，黄金先经“渤海走廊”和“滨海通道”，从山东招远等黄金产地转运至山东分局所在的鲁南地区；再从山东分局出发，经过湖上（微山湖）和冀鲁豫边区两条交通线，抵达太行山地区和延安。据不完全统计，山东抗日根据地在抗战期间上缴黄金有10万两之多。

　　中交四航局一公司前身“滇缅公路保密公路工程处第二工程处”参建的滇缅公路通车

　　全民族抗战凝聚了全球华人华侨的抗日热情，来自全球各地的抗日物资以香港为中转站输往内地。

　　1938年，化名为“杨廉安”的秦邦礼被派往香港成立联和行（华润集团前身）。联和行的主要任务有：以贸易做掩护，承担机要交通，庇护爱国人士，积极为抗战筹措药品、医疗器械等战略物资，配合“保卫中国同盟”，开展抗日募捐，将爱国华侨捐赠的物资运抵抗日根据地，支援前线作战。

　　联和行成立数月后，广州失陷，香港通往内地最重要的一条交通线被彻底切断。杨廉安不得不取道越南海防港，经广西、贵州、四川，抵达陕北。1939年9月，10辆大卡车开赴延安，车上除了药品，还有当时最先进的X光机、显微镜、电台和发电机。然而，一年后日军占领了越南海防港，行经越南的通道彻底中断。杨廉安和联和行的车队辗转向南，取道缅甸仰光港，经滇缅公路入境云南。因抗战抢修出来的滇缅公路穿越6条大江、3座大山，绵延1147.4公里，是当时中国通往外界最重要的一条生命线。冒着日军的炮火，杨廉安带领联和行的车队在这条生命线上走了整整两年，先后把30多辆载满物资的卡车送往昆明和延安。从1938年夏到1941年秋，联和行运往内地抗日前线万美元捐款，爱国华侨及港澳同胞超过1000人。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不久，香港失陷。次年，日本占领缅甸大部分国土，滇缅公路随之被切断。

　　为扭转战局，中美共同开辟了从印度飞越喜马拉雅山的“驼峰航线”。招商局再次承办起丁（丁江）叙（叙府）渝（重庆）之间水空联运水运段的接转事宜。这条水空联运线从创办到抗战胜利前夕，共运输各类物资10000余吨。

　　但“驼峰航线”还远远不够，打通陆上生命线仍是当务之急。中、英、美3国决议修建中印公路（即史迪威公路），从印度的雷多出发，经缅甸北部的密支那，到达中国云南。其中云南到密支那这段在当时仍被称为“滇缅公路”。

　　1944年，新组建的“滇缅公路保密公路工程处第二工程处”（以下简称“工程处”，即中交四航局一公司的前身）受命前往缅甸北部，负责滇缅公路国外段中37号国界桩至密支那段的测绘和施工。工程处下设8个测量队，2个月就完成了国外段的测量任务。此后，8个测量队易名为8个施工段，有固定员工约800人，又从云南保山、腾冲等地征调民工约6000人，进行全路段工程施工。工程处负责的路段要通过大片原始森林，毒蛇猛兽出没，群山瘴气弥漫。但工程人员不畏艰苦，在热带雨季仍日夜不停地轮流冒雨施工。短短4个月内，工程处就打通了367公里长的复杂线路。中印公路对中国取得抗战的最终胜利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在战时，运输生命线关系着战争成败。在战后，一个联通全国并连接海外的交通运输系统是实现现代化和工业化的前提条件。

　　“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1956年6月，主席考察正在建设中的武汉长江大桥。兴之所至，他畅游长江，创作了这首《水调歌头·游泳》。武汉长江大桥素有“万里长江第一桥”之称。这个“一五”计划重点工程是长江上的第一座大桥，也是新中国第一座公铁两用大桥。

　　以武汉长江大桥为起点，过去数十年间，一座座大桥续写着“天堑变通途”的故事，实现了我国桥梁建设从跟跑到领跑的历史性跨越。1968年12月，南京长江大桥通车，我国第一座自行设计、施工的跨越长江的公铁两用特大桥落地成线月，杨浦大桥通车，这是响应国家“开发开放浦东”战略而量身定制的大桥，也是当时世界上跨度最大的双塔双索结合梁斜拉桥；2008年5月，杭州湾跨海大桥通车，成为当时世界上最长的跨海大桥，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打通经脉；2018年10月，港珠澳大桥通车，刷新世界最长跨海大桥纪录，成为粤港澳三地融合的超级“连接器”；2024年6月，深中通道通车，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注入新的澎湃动能……

　　2018年10月，港珠澳大桥通车，刷新世界最长跨海大桥纪录，成为粤港澳三地融合的超级“连接器”

　　交通运输部发布的《2024年交通运输行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截至2024年底，全国共有公路桥梁110.81万座，其中特大桥11329座、大桥19.14万座。看到这些数据，再回想起当年茅以升不得不亲手炸毁自己修建的钱塘江大桥，以阻碍日寇前进，使人不胜唏嘘。

　　桥梁是过去70余年中国立体交通网越织越密的一个缩影。截至2024年底，中国铁路营业里程达16.2万公里（其中高铁营业里程4.8万公里），公路里程549.04万公里，内河航道通航里程12.87万公里，港口生产用码头泊位22219个，颁证民用航空运输机场263个。中国以大规模、高难度、高速度的基础设施建设成就，被国内外网民称为“基建狂魔”。中交集团、中国中铁、中国铁建等建筑央企为中国交通基础设施领域的跨越式发展立下汗马功劳。

　　交通网的运营亦不容忽视。中国民用航空局发布的《2024年民航行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4年，中国共有定期航班航线条，按重复距离计算的航线万公里；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1485.17亿吨公里；完成旅客运输量73021.33万人次；完成货邮运输量898.16万吨。中航集团、中国东航、南航集团等航空运输央企扮演了主力军的角色。

　　交通网联通全国、连接海外。2013年，国家主席习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中国中铁、中国铁建、中交集团、中国中车等央企建设了蒙内铁路、中老铁路、雅万高铁等标志性工程；中国远洋海运、招商局集团、中交集团等央企布局了希腊比雷埃夫斯港、东非吉布提港、斯里兰卡科伦坡港口城等重点项目。

　　不只是构建立体交通网，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国土面积广阔、资源分配不均的泱泱大国而言，迫切需要发挥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建设有利于资源在全国范围内优化配置的各类“大动脉”，支撑中国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迈进。

　　基于这一诉求，早在21世纪初，中国就启动了西电东送、西气东输、南水北调等超级工程建设。国家管网、国家电网、南水北调集团等企业至今为此奋战不休。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围绕西部丰沛的清洁电力资源做文章，多维度畅通国内大循环。凭借中国原创的特高压技术，西电东送进入2.0阶段，甘电入湘、疆电入皖等更远距离的电力输送成为可能；“东数西算”工程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内蒙古、贵州、甘肃、宁夏等8地启动建设国家算力枢纽，设立10个国家数据中心集群，拉开构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的大幕。

　　“东数西算”工程折射出近年来交通网、能源网、信息网之间不断增强的融合趋势。历史上的数次工业革命往往以上述三张网的颠覆性突破为标志。但过去，这三张网曾长期处于条块分割、独立发展的状态。随着5G、人工智能（AI）、电动汽车入网技术（V2G）等新技术的应用，“三网融合”成为可能。中国顺势提出“新型基础设施”（以下简称“新基建”）。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的权威解读，新基建主要包括信息基础设施、融合基础设施和创新基础设施三个方面，其中“融合基础设施”涵盖了智能交通基础设施、智慧能源基础设施等。

　　5G成为新基建的领衔领域。“过去40余年，中国经历了‘1G空白、2G跟随、3G突破、4G并跑、5G引领’的跨越式发展。”中国移动总工程师、首席科学家王晓云说。

　　她回忆，3G时代来临时，中国在国际主流的FDD（频分双工）技术之外提出TDD（时分双工）战略主攻方向，并预判其为“换道超车”的难得机遇。经过艰难实践，TDD技术在国内3G市场实现了“三分天下有其一”。4G时代伊始，中国主推的TD-LTE标准在各演进路线中处于最弱地位。一方面，美欧主导的FDD霸主地位难以撼动；另一方面，美国在TDD领域部署一支奇军WiMax，与TD-LTE展开TDD标准的强势争夺。中国移动一边牵头开展技术攻关，一边在工业和信息化部的领导下推动与欧洲联手的FDD/TDD融合发展战略。最终，TD-LTE击败WiMax统一全球TDD演进路径，成为全球两大主流4G标准之一。

　　中国再接再厉，推动TDD逆袭赶超，成为5G全球主导标准，从而改变全球移动通信发展格局。如今，以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中国铁塔、中国信科等通信央企为主力，中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技术先进的5G商用网络。5G赋能千行百业，智慧工厂、智慧矿山、智慧校园、智慧城市层出不穷，“三网融合”加速推进。

　　以5G为代表，通信央企通过科技创新驱动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同时，能源央企、建筑央企等为融合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丰富的场景应用，并以此为契机推动传统行业转型升级。在相关央企的引领下，新基建在中国的广袤大地上蓬勃发展，为新一轮科技革命注入新活力。

　　“当世界进入机械化军事时代，中国居然不能生产任何一种机械化时代的主战兵器。无论是经济形态、技术形态，还是军事形态，日本都已经遥遥领先中国一个时代。”军事专家戴旭在央视《讲武堂》演讲时说。他给出一组数据：1937年，日本年产飞机1580架，大口径火炮744门，坦克330辆，汽车9500辆，军舰52400吨。以上种种，中国皆不能造。

　　中国与日本的近代军事工业几乎同时起步。19世纪60年代，中国开启洋务运动，曾国藩创办的安庆内军械所、李鸿章创办的江南制造总局、左宗棠创办的福州船政局等军工企业拔地而起。其中，江南制造总局是近代中国最大的军火工厂。日本则在1868年开始明治维新，全面启动近代化进程，其中军事工业是其重点发展的领域之一。川崎重工、三菱重工相继设立，到二战时期二者成为日本两大军工巨头。甲午中日战争时，两国在军备上各有千秋，中国购自德国的定远舰和镇远舰是当时亚洲吨位最大的战舰，日本购自英国的吉野号则是当时世界上航速最快的巡洋舰之一。

　　然而，进入20世纪，中日两国的军备竞赛拉开差距。频繁的政治动荡和长期的军阀割据之下，中国军事工业举步维艰。反观日本，明治、大正、昭和3代天皇父子相继，长期稳定的统治提供了良好的发展环境和强大的政府支持，从而为其军事工业追赶欧美创造条件。《第二次世界大战全史》显示，1938年，日本军费支出是英国的1.3倍、美国的2.2倍、法国的2.5倍；1933—1938年，日本军费总支出仅次于德国和苏联，居世界第三。

　　随着战火燃起，中国人在愈加艰难的环境中，进一步认识到了发展军事工业的重要意义。

　　1938年10月，明确指示：“每个游击战争根据地都必须尽量设法建立小的兵工厂，办到自制弹药、步枪、手榴弹等程度，使游击战争无军火缺乏之虞。”受八路军总司令朱德所托，1939年春，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来到山西太行山深处，寻找一处适合建设兵工厂的理想地点。经过几个月的实地勘察，他选定了地形隐蔽的黎城县西北部赤裕沟西段的黄崖洞。

　　选定地址之后，1939年夏，八路军先后调集了6个工兵连、3个炮兵连和1个警卫营参加建设。八路军总部规定，各部队凡是在战斗中缴获的机器，一律要立即运往黎城。几个月后，八路军第一个规模化建制的兵工厂正式建立。1940年春，第一批步枪在黄崖洞兵工厂诞生。

　　黄崖洞兵工厂创建初期，主要生产五五式和八一式马步枪。1941年下半年起，该工厂集中力量制造战争急需的五〇炮、五〇弹和八二迫击炮弹，成为八路军的炮弹生产工厂。黄崖洞兵工厂共有机器设备40多台，工人700多人，平均月产步枪300余支，最高可生产430支，先后生产的步枪、掷弹筒和炮弹年产量可装备16个团。朱德称其为八路军的“掌上明珠”。

　　1940年8月，百团大战正式打响。这是抗战中八路军在华北地区发动的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带战略性进攻的战役。以黄崖洞兵工厂为代表的八路军兵工厂向部队提供了3000多支步枪、7万多枚手榴弹、12万多发枪弹、3万多公斤黑色炸药，为百团大战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黄崖洞兵工厂标志着人民军事工业从“修”到“造”的一个历史转折，也开启了我们自制化武器生产之先河。一批从黄崖洞兵工厂走出的现代军工企业，时至今日仍是我国国防科技工业的重要力量。

　　当左权亲临现场指挥黄崖洞兵工厂建设的时候，李承干领导的第21兵工厂（中国兵器长安望江、长安汽车的前身）正在为第一次长沙会战而满负荷运转。

　　第21兵工厂原为金陵兵工厂。1937年11月，上海失守，南京告急，国民政府下达金陵兵工厂西迁命令。全厂职工严格保密，昼夜不停，仅仅16天时间，便将4300余吨设备材料、6000余套防毒面具及从前线门大炮拆卸、编号、装运，分头运出了南京。

　　到达重庆后，在空袭频发、物资匮乏的条件下，厂长李承干夜以继日地领导职工建造简易厂房和安装机器设备，与职工同吃食堂、同睡地板。从内迁到正式复工，第21兵工厂仅用了短短3个半月，创造了抗战工业内迁的最快纪录。复工仅1个月后，该厂就将赶制出的首批40挺重机枪等武器运送到抗战前线。

　　汉阳兵工厂（中国兵器建设工业的前身）在武汉失守前也紧急搬迁至湖南辰溪，1939年底又搬迁至重庆。搬迁的工厂在重庆鹅公岩共挖出107个岩洞，所有机器都搬到岩洞中进行生产。各岩洞分工制造零件，通过腰洞相互传递，最终组装成武器。这种洞内串联的生产方式，不仅躲开轰炸，还提高了效率，为不少兵工企业效仿。据不完全统计，抗战期间该工厂累计生产步枪13.8万支、山（野）炮弹14.04万发、迫击炮弹48万发、手榴弹110万枚、枪榴弹48万发，这些数字约占全国抗日兵器总量的三成左右。

　　随着抗战形势发展，第21兵工厂接管了汉阳兵工厂步枪厂等多个工厂，并不断扩建。到1944年底，该厂设有重机枪、迫击炮等11个分厂，拥有各种机器设备3000多部，所生产的武器弹药有20多种，职工14300多人。至抗战结束，该厂武器产量占全国60%以上，月产步枪可装备一个整编师，成为正面战场最坚实的后盾。国民政府在抗战中曾先后为李承干颁发4枚奖章和勋章，周恩来总理也赞其为“国宝级抗战功勋”。

　　李承干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已认识到科技创新之于军事工业的重要性。他提出“无科学不能立国，亦不能图存”，并积极致力于技术研究和改进。以汉阳造设备为基础，他带领团队手绘2万张图纸，3年磨砺出穿透力超三八式步枪200米的新式步枪。为强化科研，他还领导成立了专门的技术研讨会。

　　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度量衡管理工作处于瘫痪状态。李承干不负重托，出任国家计量局首任局长，把国家计量工作带入正轨，为中国实现工业化奠定重要基础。

　　随着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先后胜利，新中国的工业化路径如何选择，成为摆在国家领导人面前的一项重大课题。

　　世界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革命通常遵循“先轻后重”的发展顺序，从纺织品及其他具有全球性大市场的轻工业消费品领域起步，进而扩展至重工业部门。但新中国成立前的工业化实践表明，一个地大物博、列强垂涎、长期处于半殖民地状态的国家，需要强大的军事工业来保障主权独立和政局稳定，才能为引燃真正意义上的工业革命创造条件。抗美援朝时期美国的数次核讹诈，进一步坚定了中国国家领导人的信念。1955年，在中国全国代表会议上号召：“我们进入了这样一个时期，就是我们现在所从事的、所思考的、所钻研的，是钻社会主义工业化，钻社会主义改造，钻现代化的国防，并且开始要钻原子能这样的历史的新时期。”

　　这条在起步阶段并非由市场驱动的工业化路径需要有与之匹配的制度支撑，举国体制应运而生。

　　第一颗的研制及其成功，奏响了举国体制庞大交响乐章的序曲。1955年1月，中国正式启动核武器研制计划。早在1945年8月，美国在日本广岛和长崎先后投掷两颗，其威力举世震惊。此后，苏联、英国、法国也相继成功进行了核试验。新中国一方面广纳英才，诚邀钱学森、邓稼先、朱光亚、钱三强、程开甲等旅居海外的科学家回国担纲研制任务；另一方面积极争取苏联援助。但1959年6月，苏联决定暂缓向中国提供教学模型和图纸资料。党中央遂将工程代号定名“596”，决心要造出“争气弹”。

　　理论设计是研制4个部分中首先要解决的问题。第一次，十几名年轻科研人员夜以继日地计算了一个多月，结果却与苏联专家给出的数据大相径庭。朱光亚、程开甲等专家高度重视，亲自参与计算，但直到第9次，结果还是照旧。最后，周光召经过反复审核，一锤定音：苏联的数据是错误的，中国人的计算结果是正确的。“九次计算”历时半年，终于摸清了爆炸过程的物理规律。

　　理论设计的问题解决后，还有实验研究、生产制造和现场试验。1962年11月，党中央成立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央15人专门委员会。中央专委成立后，以力争1964年爆炸为目标，在全国范围内召集26个部委、20多个省区市、1000多个单位组成强大的技术力量，投入“争气弹”的攻关会战。

　　1964年10月16日，新疆罗布泊的荒漠里，一朵腾空的蘑菇云庄严宣告：中国第一颗爆炸成功！中国从此成为第5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

　　1967年6月，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次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合法拥核的大门从此关闭。从伊拉克战争到不久前的以伊冲突，“非法拥核”成为国际上屡试不爽的开战借口。新中国凭借极具前瞻性的战略选择，把握住了合法拥核的短暂窗口期。

　　与此同时，新中国的航空航天工业实现了从无到有的突破。1957年10月，国庆八周年阅兵时，中国制造的歼-5型歼击机首次飞过；1970年4月，东方红一号卫星发射升天，《东方红》的旋律从此响彻太空。

　　自北洋政府时期起中断多年之后，我国船舶工业也实现了复苏。1974年8月，中国第一艘核潜艇长征一号正式编入海军战斗序列，中国成为第5个拥有核潜艇的国家。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作出国防建设服从经济建设大局的决策。同志提出“军品优先、军民结合、平战结合、以民养军”的指导思想。国家在相关军工部门基础上改制成立了5大军工央企（中国航空工业总公司、中国航天工业总公司、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中国核工业总公司、中国兵器工业总公司），迈出国防工业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的重要一步。此后经过多轮改制和重组，形成十大军工央企。同时，“军民结合”要求生产能力部分转向民用，这意味着上述军工央企需在市场竞争更为激烈的民用领域经受考验。

　　长安汽车成为军工反哺民用的典型。新中国成立后，第21兵工厂被新政府接管，后更名为“国营长安机器制造厂”。1958年，该厂曾制造出中国第一辆吉普车——“长江牌”46型吉普车。此后随着形势变化，该厂聚焦军品制造，暂缓向民品领域拓展。改革开放后，国营长安机器制造厂重整旗鼓，于1984年生产出第一批小型汽车，正式进入汽车领域。几经整合与更名，长安汽车一度成为兵器装备集团旗下专注于汽车产业的央企二级公司，构建了长安品牌、深蓝汽车、阿维塔三大自主品牌，并与福特、马自达等品牌开展合资合作。2025年7月，中国长安汽车集团成立，成为继中国一汽、东风公司之后第三家独立的汽车央企。这家在抗战中为中国提供60%以上武器的企业，如今又踏上新能源汽车参与全球市场竞争的新征程。

　　党的十八大以来，“科技强军”进入新发展阶段。经历了举国体制与市场竞争的双重淬炼，如今，中国的军事工业在新型举国体制的赋能下焕发出新的生机。不同于过去的举国体制，新型举国体制强调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相结合，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科技创新体系。

　　“神舟”问天、“嫦娥”揽月、“北斗”组网、“天问”探火……中国航天事业向着无垠星空昂首挺进，浩瀚天穹一次次刻下中国坐标。与此同时，国家民用航天领域也成功实施了全球二氧化碳监测卫星和“张衡一号”“羲和号”等科学技术试验卫星发射。商业航天不仅拉动航天科技整体进步，也服务于经济社会和百姓生活。

　　2025年8月，由批准、政治工作部等多部门联合出品的宣传片《攻坚——矢志强军向一流》对外宣布：“福建舰入列进入最后的攻坚时刻。”中国即将正式迈入“三航母时代”。

　　中国船舶集团在航母研制中不断强化企业在科技创新中的主体地位。2012年9月，辽宁舰正式交付海军，结束了中国没有航母的历史，该船由中国船舶集团所属大连造船厂在苏联“瓦良格号”基础上改造而成。2019年12月，中国第一艘国产航母——山东舰交接入列，该舰由大连造船厂牵头研制。2022年6月，由中国船舶集团旗下江南造船厂牵头研制的福建舰下水，成为中国完全自主设计建造的首艘弹射型航母，而江南造船厂的前身就是江南制造总局。

　　福建舰从江南造船厂码头解缆启航，向着深海破浪前行，用洋务派及其后数代人梦寐以求的“船坚炮利”，告慰100多年前在这片海域为国捐躯的英灵。

　　但甲午中日战争教会中国的，不只是对船坚炮利的追求，还有对体系化作战的反思。当时的清军装备了从汉阳造到各国进口的十余种步枪，而日军却统一装备了该国国产的村田步枪。

　　似曾相识的场景在印巴空战中重现。有观点认为，印度的“万国造”装备存在严重的数据链兼容性问题。而巴基斯坦从中国购置的空地一体化作战系统，具备了“A锁B射C导”的能力，即空地一体化防空系统率先锁定敌机目标，迅速将信息传送到战斗机等空中平台；战斗机及时在距离敌机上百公里之外发射空空导弹；随后，预警机、其他战斗机等适时为导弹提供跟踪引导，直至导弹命中敌机。

　　“包括空战在内的现代战争中，单一的所谓‘王牌武器’已经名不符实，纯粹的武器性能比拼不能决定胜负，情报、指挥、火力、电子系统等要素的深度融合才是制胜之道。”《中国航天报》刊发的一篇文章如是说。经历数十年跨越式发展，我们可以自豪地说，中国的国防工业及其产品已经具备了相应的体系整合能力。

　　停泊在美国珍珠港国家纪念公园的密苏里号战舰上，当年日军战机撞击留下的凹痕仍清晰可见。二战进入尾声时，已面临严重的石油危机的日军实施了疯狂的“神风”特攻计划，由飞行员携带炸药和单程燃油，对盟军舰艇进行自杀式撞击。日本海军最后还命令其引以为傲的当时世界最大战列舰“大和”号发动“神风”特攻，仅携带单程燃油在没有空中护航的情况下冲向盟军舰队，但很快被盟军战机击沉。

　　贫油是日本的“阿喀琉斯之踵”，美国禁运是悬在日本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标普全球副董事长、能源专家耶金所著的《石油大博弈》显示，20世纪30年代末，日本自产的石油仅占其全部石油消耗的7%，其余全部靠进口，其中80%来自美国，10%来自荷属东印度群岛（今印尼等地）。当时世界石油生产的重心在墨西哥湾—加勒比海地区，美国是全球最大的石油生产国和出口国。

　　石油大博弈激烈上演。偷袭珍珠港后不久，日军迅速侵占荷属东印度群岛。比起在中国勘探开采石油的不确定性，日本更倾向于南下抢夺已经发展成熟的石油产区。但日本显然高估了自身的海军实力。美国采取釜底抽薪的策略，潜艇紧盯日本油轮攻击。日本1944年一季度的石油进口量已不到1943年同期的一半，1945年同期则数据基本归零。

　　石油行业可大致分为石油供给和石油消费两部分。抗战时期，中国在石油供给方面并不比日本落后。

　　陕北拥有丰富的石油储量。1907年，清政府在延长成功钻凿了中国陆上第一口油井——“延1井”。1935年5月，刘志丹率领陕北红军解放延长县，接管了延长石油厂。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实地考察了延长石油厂，并作出指示：“你们要抓好石油厂的工作，根据地只有这一个石油厂，这是敌人送给我们的最好礼物。”全面抗战爆发后，为解决石油运输困难问题，朱德下令，将他乘坐的一辆小道奇卡车拨给延长石油厂运油。

　　来自党中央的重视与支持激发了油厂工人的生产积极性。起初，延长石油厂仅有职工50余名，一口油井日产原油100多公斤，设备器材仍疏散在四处。为摸清情况，厂长陈振夏带领老工人深入附近各个村庄，访问当地群众，将内战时期藏机器的窑洞逐个清理，造册登记。经过几个月的努力，他们终于拼凑起两套完整的打井设备。在修复油井的同时，油厂还先后打出了3口新井，生产能力大幅提升。

　　延安时期，延长石油厂共生产原油3155吨，其加工的各类油品保证了边区的抗战和生产生活需要。可以说，正是一盏盏窑洞中的煤油灯，照亮了我党领导下的全面抗战的胜利前景。因此，延长石油厂被誉为“功臣油矿”，陈振夏获得“陕甘宁边区特等劳动模范”称号，还两次为他亲笔题词“埋头苦干”“生产战线上的英雄”。

　　然而，仅凭延长石油厂年产数百吨的体量，毕竟无法支撑整个中国的石油需求。在全面抗战爆发后石油进口受阻的情况下，国民政府决定开发玉门油矿。但当时中国仅有的2台先进钻机都在延长县。1938年6月，国民政府派代表赴汉口与周恩来协商。周恩来当即表示“同心为国，决无异义，慨允照办”。延长石油厂还选派了18名技术熟练的钻井工人一同前往，支持玉门油矿的开发。

　　1939年8月，玉门油矿老君庙一号井喷油，日产原油10吨。二号井也于当年9月见油。不过，汽车从玉门运油至重庆，途中油耗高达总量的2/3。甘肃油矿局总经理孙越崎从黄河上的羊皮筏子得到灵感，提出四川广元至重庆段改走水路，用羊皮筏子运油。1939年至1945年，玉门油矿共产原油约25.55万吨，占同期全国原油总产量的90%以上，其油品有力支撑了西北、西南战区的军事运输。

　　不过，以世界为尺，可以丈量出当时中国石油消费的落后。随着内燃机和电灯的发明与应用，从19世纪80年代起，国际上石油的主要用途从照明向机械动力转变。但从延长石油厂的产品结构来看，其在延安时期共加工生产汽油163.94吨、煤油1512.33吨、蜡烛5760箱，以及擦枪油、凡士林、油墨、黄油等。这意味着陕甘宁边区的石油消费主要还是照明。

　　从全面抗战前的中日军备对比，也能看出双方在石油消费方面的代际差异。央视纪录片《烽火硝烟兵工路》显示，1937年，日本已经拥有较新式舰艇285艘；中国海军仅拥有舰艇66艘，作为主力的9艘巡洋舰中有6艘还是清朝时从国外订购，采用蒸汽动力，燃料是煤。中国空军记录在案的飞机有400架，但线架；日本则拥有作战飞机超2000架。

　　煤炭作为中国的优势资源惨遭抢夺。1933年《塘沽协定》签订后，开滦煤矿所在地唐山被日军占领。1934年1月，开滦五矿同盟大罢工爆发，持续3个多月，在政治上狠狠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1938年3月，开滦五矿工人在中国领导下再次举行大罢工，沉重打击了日军的“以战养战”策略，削弱了日本军工、钢铁等行业的生产能力，打乱了日军后方的统治秩序。当年7月，7000多名矿工又参加了冀东人民抗日武装大暴动。

　　电厂成为双方攻守的对象。为保障内迁至昆明的学校、工厂、电台机构等正常运转，昆湖电厂于1939年6月建成投产。但该电厂在日本战机的持续轰炸下蒙受重大损失。昆湖电厂遂拆卸其中1台2000千瓦机组（共2台），在宜良煤矿附近的山洞内另建昆湖电厂喷水洞发电所，成为中国首座避弹电厂。

　　抗战胜利后，能源大博弈并未停歇。新中国成立以来，能源领域大致经历了资源博弈、制度博弈、路线个阶段。

　　20世纪50年代，中国交通、军工等行业迅猛发展，石油消费需求实现量和质的双重飞跃，这对石油供给提出新的挑战。当时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实施石油禁运，妄图扼杀红色政权。

　　1959年9月，玉门油田工人王进喜作为新中国成立10周年国庆观礼代表赴京参会。在北京街头，他无意中看到公交车背着“煤气包”，才得知国家严重缺油，莫大的耻辱感让这位石油界劳模当街痛哭。

　　就在王进喜泪洒北京街头之时，黑龙江松嫩平原的松基三井喜喷工业油流。一个世界级特大型陆上砂岩油田横空出世，以“大庆”之名为新中国成立10周年献礼。大庆石油会战很快打响。1960年2月起，由石油系统37个厂矿和院校、国务院多个部门人员以及退伍官兵组成的石油大军开赴大庆油田。王进喜闻风而动，向上级领导请战获批后，带领团队从玉门北上。

　　“宁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一句句振奋人心的口号点燃了一个时代产业工人的奋斗激情。而王进喜用身体搅拌泥浆压制井喷的照片，成为那个时代留给后世最深刻的记忆之一。

　　仅用3年半时间，大庆油田就建成年产原油500万吨的生产能力，生产原油1166.2万吨，占全国同期原油产量的51.3%。中国一举甩掉“贫油国”的帽子，并于1965年实现石油全部自给。此后，中国又相继建成胜利油田、大港油田、长庆油田等一批较大型油气田。中国迈入世界主要产油大国和石油出口国行列。

　　新中国凭借举国体制下对本土石油资源的充分开发，在前30年赢得了资源博弈的胜利。但一场世界范围内的暴风骤雨正席卷而来。

　　20世纪70年代末起，受经济“滞胀”和新自由主义理论影响，西方国家掀起国有企业私有化浪潮，英国石油、法国道达尔等国际能源巨头相继私有化。1991年苏联解体后，尤科斯、西伯利亚石油公司等重点能源国企，在“世纪大拍卖”中惨遭低价私有化。

　　在那个信仰受到剧烈冲击的年代，能源作为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之一，其领军企业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一定程度上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

　　改革势在必行。1988年，原核工业部、原石油工业部、原煤炭工业部、原水利电力部一同被撤销，迈出政企分开的关键一步。核能、石油、电力领域在相关工业部门基础上改制成立央企，加速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为形成竞争格局，石油、电力领域又进行了多轮重组，于是有了外界耳熟能详的“三桶油”“五大发电集团”，大庆油田、胜利油田等则分属中国石油、中国石化等央企。原煤炭工业部直属煤炭企业则大多下放省级管理，国有企业在能源领域市场化程度最高的煤炭行业也占据了主导地位。

　　能源国企与其他国企一道，坚持“两个一以贯之”，在传统的“三会一层”基础上，建立了由党委会、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职代会和经理层等六大治理主体构成的中国特色现代公司治理结构，其中党委会、董事会、经理层是核心治理主体。

　　改革带来了跨越式发展。从公司维度来看，2002年，中国只有4家能源企业进入世界500强，最高排名是第60位；短短10年后，2012年中国已有18家能源国企入榜，3家进入前10名，最高排名是第5位。从行业维度来看，以发电行业为例，中国的发电装机容量从2002年底的3.57亿千瓦增长到2012年底的11.47亿千瓦，2013年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中国的发电量则从2002年的16540亿千瓦时上升至2012年的49377.7亿千瓦时，自2011年起稳坐榜首。

　　中国能源国企顶住压力开展的改革发展实践为全球提供借鉴。进入21世纪，俄罗斯止住将俄气和俄罗斯石油公司私有化的步伐，尤科斯也被俄罗斯石油公司接手；法国在俄乌冲突导致的能源危机中，将法国电力集团完全国有化；全球最大石油出口国沙特阿拉伯诉诸国家力量发展支柱产业，沙特阿美成为中国之外最大的国有企业。

　　制度博弈暂时告一段落后，又开始了路线博弈。随着过去数十年经济社会高速发展，中国于1993年重返石油净进口国行列，近年的石油对外依存度更是高达70%以上。这一次，中国不再拘泥于资源博弈，而是寄望于从路线博弈中寻找出路，增强在新一轮能源革命中的主动权。

　　从2014年习总书记提出“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到2020年首提“双碳”目标，中国以科技创新驱动能源安全保障和清洁低碳转型的思路不断强化。

　　石油在用途上主要有燃料和化工原料两个方向。国家能源集团从这两方面提供了一个较为全面的替代样本。从燃料替代角度，目前主要有电和氢两大方向。中国大力发展新能源汽车和电气化铁路，前者替代燃油汽车，后者替代燃油火车，其中高铁还部分替代了飞机。这要求电力供给能够满足新增的需求。

　　国家能源集团作为中国最大的发电企业，拥有超过3亿千瓦的电源装机，其中新能源装机超过1亿千瓦。该公司旗下龙源电力是中国探索新能源发电的先驱。早在2001年，龙源电力就开始布局风电，通过提供订单、成立创新联合体等多种形式扶植国产风机企业，打破了国际巨头垄断，实现了一系列零的突破。此后，该公司引领中国风电行业实现“上山、下海、低风速”的全覆盖。由于风电与光伏发电在开发端遵循相似的产业逻辑，率先起步的中国风电开发为后者探路。风电产业链诸多环节与电动汽车产业链相通，率先起步的风电产业对后者产生积极影响。在国家能源集团等央企带动下，截至2025年6月底，中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达到36.5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约16.7亿千瓦。

　　氢能领域的探索正在紧锣密鼓地推进。在国能宁东可再生氢碳减排示范区一期项目中，满载煤炭的氢能重卡往返于宁东能源化工基地的煤矿和火电厂之间。其使用的氢能是国华投资宁夏分公司所属2家制氢厂用光伏发电所制取。不只是国家能源集团，“中国第一氢能公司”中国石化凭借在油气基础设施领域积累的优势，目前已建成全球最大加氢站网络，打通6条氢能交通走廊。

　　煤化工可以从燃料和化工原料双重角度替代石油。作为全球最大的煤炭企业，国家能源集团于2013年9月开始建设宁煤400万吨/年煤间接液化示范项目。“技术人员都住在现场机柜间，几把椅子拼在一起就是一张床。这么大的装置交到我们手上，大家都憋着一股子劲呢，立志要把项目建成建好。”宁煤煤制油分公司总工程师杨占奇回忆。经过3年建设，项目于2016年12月正式投产。依托此项目，宁煤可生产柴油、汽油、甲醇等产品。该项目获得2020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

　　核聚变指向燃料角度。2025年7月，中国聚变能源有限公司成立，为中核集团所属二级公司，中国石油昆仑资本、上海未来聚变等企业参股。生物制造瞄准化工原料角度。招商局集团投资的凯赛生物是全球生物法长链二元酸的主导供应商，其研制的生物基材料可以替代传统的石油基材料。

　　“抗战是这样紧急，人们的生活是这样煎迫。我们并不觉得难过，因为我们早已了解了现实，我们的生活目标不是为了钱，也不是为了利，我们只有一个愿望，一个思想，一个期待，那就是努力造械，争取抗建大业早日完成，以及和平的早临。”一位“钢迁会”工作人员当年曾这样写道。

　　1937年8月，淞沪会战爆发，上海炼钢厂避迁武汉，借汉阳铁厂恢复生产。1938年3月，国民政府成立“钢铁厂迁建委员会”（简称“钢迁会”，即重钢集团的前身），对汉阳铁厂、大冶铁矿、六河沟铁厂、上海炼钢厂的设备进行拆除，准备西迁重庆。3个月后，在招商局等航运企业的支持下，“钢迁会”冒着日本战机的轰炸启程。沿长江逆流而上，5.68万吨物资最终安全抵运到重庆。1939年2月，“钢迁会”下属钩钉厂率先投入生产。

　　在重庆，拥有7个制造所和独立煤矿、铁矿的“钢迁会”成为抗战大后方规模最大的钢铁联合生产基地，奠定了“军工自给自足之基础”。1944年1月1日《新华日报》刊文称：“作为‘作战力的一个标志’的钢铁工业在重庆迅速发展，最多时占全国90%。”第21兵工厂生产武器所需的钢材，绝大部分都来自“钢迁会”和兵工署第二十四工厂（后来的重庆特钢厂）。

　　全面抗战伊始，国民政府便决定将东部地区的工业企业尽可能迁往西部内陆，以免资敌。这场工业内迁运动后来被教育家晏阳初称为“中国实业上的敦刻尔克”。华中师范大学教授严鹏所著的《简明中国工业史（1815—2015）》显示，武汉撤守后，政府协助继续内迁的企业共448家，有机器材料7900吨，技术工人12080人。到1940年，内迁企业大部分实现复工，涉及钢铁、机械、化工、电器、纺织、食品等众多行业。这些企业中与国防相关者，数量占比达60%以上。

　　历史是一场长跑。如果把眼光放得更长远一些，工业内迁运动中那些与国防关系度相对不高的领域，却暗中积蓄着未来将中国工业化不断推上新台阶的力量。

　　棉纺工业是中国近代民族工业中发展最快、最具规模的生产部门。但随着当时中国三大纺织工业基地“上青天”（上海、青岛、天津）等失陷，中国的纺织工业几乎损失殆尽，成为中国工业部门中损失最大者。为躲避日本侵略，近百家纺织企业选择内迁，其中以内迁重庆的“四大纱厂”为代表，即申新四厂、河南豫丰纱厂、湖北裕华纱厂、沙市纱厂。

　　其中，申新四厂是荣家所属企业。荣家企业包括茂新面粉公司、福新面粉公司和申新纺织公司三个系统及其附属企业，是当时全国规模最大的民族资本家企业。新中国成立之初，荣家二代荣毅仁执掌申新纺织公司。1954年，荣毅仁率先在申新纺织公司系统内实行公私合营，并积极推动整个上海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他本人成为公私合营的标杆人物，被誉为“红色资本家”。荣毅仁后来一度出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站在整个国家层面推动行业发展。在荣毅仁等人的带领下，纺织工业在新中国成立后复苏并发展。

　　抗战中内迁重庆的还有中央工业试验所。保利集团所属中国食品院的中国工业微生物菌种保藏管理中心（CICC）是中国最具国际影响力的、历史最悠久、最具特色的国家菌种资源库之一，其前身是中央工业试验所化学组酿造研究室。全面抗战爆发后，为保护最早收集下来的几百瓶菌种不落入日本侵略者之手，时任中央工业试验所酿造研究室主任金培松孤身隐藏、抢救和保护。1941年9月，金培松在中央工业试验所创办的《工业中心》杂志上发表论文，将收集保藏的323种微生物菌种进行系统整理、编目、公布。目前，CICC收集保藏的菌种已达到14000余株。

　　人类使用微生物发酵进行生物制造历经三次变革。第一代生物制造以酿酒、腌菜等传统发酵应用为代表，第二代生物制造以柠檬酸、味精等现代工业发酵应用为代表，中国食品院在这两方面拥有深厚积累。如今，以合成生物学为基底的第三代生物制造风起云涌。这个有望重塑医药、能源、食品等行业的新领域被视为“有潜力推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关键力量”，从而成为世界各国争相抢占的制高点。中国食品院获批国务院国资委合成生物领域原创技术策源地。利用基因工程手段改造微生物菌种，一根根小小的冻干管里藏着未来世界的广阔天地。

　　抗战中，中国的工业火种得以保存。但从工业火种到世界工厂，二者之间还有上下求索的漫漫长路。

　　1956年9月，中共八大在京召开。这是我党在新中国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提出“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的主要任务。

　　20世纪30年代苏联从落后农业国蝶变为全球第二大工业国的奇迹震惊世界，二战后广大发展中国家纷纷效仿，在全球掀起“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浪潮。中国也不例外。苏联援建的“156工程”在“一五”时期开工147项，其中轻工业领域仅有1个造纸厂和2个制药厂，其余均为重工业项目。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政府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目的是希望在最短的时间内建立起可以和发达国家竞争的资本比较密集、技术密集的先进产业，从而使中国迅速成为强大的国家。中国在60年代试爆，70年代人造卫星上天，就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直接目的而言，应该说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最初的目标。”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林毅夫说。但他同时指出，中国为此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首先是结构的不平衡。从产业结构来看，中国非常接近于发达国家。但是从就业上看，中国完全是一个落后的农业经济，超过70%的劳动力还在农业部门。“这代表资源没有得到很好地配置。”

　　改革开放后，中国政府决定回归比较优势，重构工业化战略。1979年4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多发展一些投资少、收效快、赚钱多、国内外市场需要的轻工业，少发展一些投资多、建设周期长的重工业。”

　　乡镇企业在劳动力工业化过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其历史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70年代的社队企业。改革开放后，乡镇企业将重心从“小钢铁”等重工业转移到轻工业，生产各种国内外具有广阔市场的廉价轻工消费商品，如服装、玩具、餐具、办公用品等。乡镇企业的发展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大幅增加了农民收入，一个有购买能力和意愿的农村市场蓬勃兴起。供给与需求如磁铁般对接，工业革命的齿轮缓缓启动。

　　“农业国的工业革命只能在稳定的政治环境和国家意志支配下，主要从乡村地区卑微地、温和地、稳健地开始。它必须是一个自下而上的市场发育过程。”清华大学教授文一认为，农村的原始工业化过程是引爆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最基本的方式。而一旦按正确顺序引爆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其自我繁殖和盈利的能力是任何金融危机都难以阻止的。

　　时来天地皆同力。20世纪90年代，曾经因冷战而割裂的世界开始加速全球化进程，中国的工业化面对着一个相对开放的世界体系和正在产业转移的发达经济体。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更加深度地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国家统计局等部门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出口额占GDP比重从1980年的5.9%提升到2006年的峰值35.4%，此后虽有所回落，但近10年来基本保持在18%左右；中国出口额占世界出口总额的位次，1980年为第26位，从2009年起一直稳坐头把交椅；中国出口额占世界出口总额的比重从1980年的0.9%提升到2023年的14.2%。

　　从20世纪80年代起，中国工业制成品出口值就超过初级产品出口值，且差距不断扩大，中国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纺织业，中国自1994年起就一直是全球纺织服装第一大出口国，出口额的全球占比多年保持在约1/3。

　　“世界工厂”从冰冷的数字走向普通人的日常生活。2005年1月1日，美国邦焦尔尼一家开始了为期一年的抵制中国货运动。女主人萨拉在《离开中国制造的一年：一个美国家庭的生活历险》一书中写道，尽管他们成功了，但事实上他们已经根本离不开中国制造。“‘中国’，在DVD播放机上散发着幽蓝的光；‘中国’，在客厅一角圣诞树上垂下的灯泡和玻璃球上闪闪发亮；‘中国’，在我脚下的条纹袜子上蹭得我脚痒痒；‘中国’，躺在门口那一堆脏鞋上，透过红发洋娃娃的刺绣眼睛，打量着周围的世界，还用中国造的咀嚼玩具，逗弄着我家的狗；‘中国’，从钢琴上摆放的台灯洒下一轮黄色的光晕。”

　　1999年，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改组国有企业”，实行“有进有退”的改革主张。文件划出“进”的范围——“涉及国家安全的行业，自然垄断的行业，提供重要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行业，以及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中的重要骨干企业”。此后，国有经济在军工、能源、电信、冶金、基建等领域跑出加速度，而在一般性竞争领域占比急剧下降。

　　这一布局调整暗合了中国的第二轮重化工业化趋势。从世界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历程来看，人均GDP进入2000美元以后，工业结构呈现从轻型制造业为主转向重型制造业为主的趋势。在这一阶段，充分吸收和应用当时的先进科学技术，大力发展附加值高、带动力强的重化工业、装备制造业是一个基本特征。与新中国前30年由国家意志强推的第一轮重化工业化不同，21世纪初开始的第二轮重化工业化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产业的自然升级。

　　劳动密集型工业化叠加重化工业化，中国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制造业第一大国，中国经济深度嵌入世界经济。但成长的烦恼接踵而至。

　　“旧模式、旧生产力所生产的产品大多是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技术门槛比较低的，在国际竞争中已经逐渐失去比较优势。”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学术副院长王勇说。他解释，供给侧，中国的人口已经转向负增长，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带来的低成本优势已经不再，中国自己的矿产资源、水资源，包括国际贸易环境，都已无法持续支撑粗放低效的经济增长模式；需求侧，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过去要着力解决从无到有、从少到多的问题，如今要解决从多到好、从粗到精的问题。

　　外部环境也发生新变化。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高技术领域成为国际竞争最前沿和主战场。

　　201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印发，新一轮国企改革拉开帷幕。这份纲领性文件明确了“以管资本为主推动国有资本合理流动优化配置”，其中“前瞻性战略性产业”成为推动国有资本集中的3个方向之一。此后10年，国有资本“三个集中”的内容虽有调整，但“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一直包含其中。

　　战略性新兴产业在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双重助推下正在厚积成势。2023年，国务院国资委启动中央企业产业焕新行动和未来产业启航行动。2024年，中央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营业收入占总营收的比重提升4.2个百分点；战略性新兴产业完成投资2.7万亿元、同比增长21.8%，占投资总额的比重首次突破40%。

　　2021年1月30日，华龙一号全球首堆——中核集团福清核电5号机组投入商业运行。华龙一号是中核集团与中广核联合研发的我国自主三代核电，中国成为继美国、法国、俄罗斯等国家之后真正掌握自主三代核电技术的国家。“无论你花多少金钱，都不可能买来真正的核心技术。引进技术只是第一步，真正的核心竞争力在于自主创新。”华龙一号总设计师邢继说。目前，华龙一号已成为中国核电发展的主力堆型，也是全球在运在建机组总数最多的三代核电技术，中国核电技术水平和综合实力跻身世界第一方阵。

　　“我们的目标是打造一款世界级飞机，它不仅代表中国商飞的水平，也要代表中国水平，又要与国际接轨。”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商飞首席科学家、C919系列总设计师吴光辉说。2017年5月5日下午2点，上海浦东国际机场，一架白蓝绿三色涂装的大型飞机在万众瞩目之下起飞、盘旋、降落。我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具备国际水准的干线圆满完成第一趟蓝天之旅。截至2025年6月，中国商飞已累计交付至少20架C919飞机。

　　早在20世纪90年代三峡工程左岸机组招标时，欧美巨头完全垄断并精心设计了各种技术壁垒。数年后，哈电集团与东方电气参与了三峡工程右岸机组的研制工作，与左岸机组同台竞技。此后，两家央企又自主研制了溪洛渡、向家坝水轮发电机组，不断刷新水轮发电机组的最大容量纪录。2021年6月28日8时8分，哈电集团研制的白鹤滩水电站右岸14号机组带负荷100万千瓦成功，成为全球首台实现100万千瓦满负荷发电的机组。白鹤滩水电站全部16台机组均由上述两家央企自主研制。“我们登上了水电领域的珠穆朗玛峰。”哈电集团首席科学家覃大清说。

　　2024年12月，采用永磁牵引技术的时速400千米CR450动车组样车在北京发布。21世纪初，中国曾引进加拿大、日本、法国和德国的高速动车组技术。经过20多年的发展，中国自主研制的复兴号高速列车在速度、加速度、牵引动力等关键指标已领先国际同行。中国中车首席科学家冯江华深耕代表未来发展方向的永磁牵引技术领域，2018年他曾在德国行业展览会上看到国际同行展示的首款样车。“那时我国的永磁牵引技术高铁列车已投入商业运行，但他们还只是一台样车，确实是有点儿小自豪的。”

　　2024年1月1日，国产首艘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开启商业首航。这艘拥有2125间客房、可容纳5246名宾客的邮轮，标志着中国摘得造船业“皇冠上最后一颗明珠”，成为继德国、法国、意大利、芬兰之后全球第5个有能力建造大型邮轮的国家。曾经日军压境的吴淞口，如今已建成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为期7天6晚的航程，途经韩国济州、日本长崎和福冈。“爱达·魔都号”在海面画出一条友谊的丝带，联结着那些曾经因战争而撕裂的土地。欢笑的人群沉醉在新年的烟火里，遥相吟诵着“共庆新年笑语哗”的诗篇。